第31章 裕瑞及富察明义亦可证曹霑不是原始作者
裕瑞及富察明义亦可证曹霑不是原始作者
一、裕瑞的《枣窗闲笔》
裕瑞《枣窗闲笔》中关于《红楼梦》的评语，最详细且常被引用的，原文出自其《后红楼梦书后》篇。
裕瑞是清代宗室中一位人生跌宕、才华横溢的文人。爱新觉罗·裕瑞，字思元，豫亲王多铎五世孙，1771年生，1838年卒。初封公爵，宦海沉浮，最终因政治牵连与个人过失，在1814年被永久圈禁于盛京（今沈阳），直至去世。1771-1813年间，作为出身显赫的王府嫡子，他生活优渥，志趣不在政坛，而在文艺。凭借宗室身份与才华，活跃于京师文化圈，与张问陶、法式善等名流交游唱和，广受赞誉。他兴趣广泛，不但工诗善画，还通晓藏文（西番语），曾校勘、修复唐代流入XZ的佛经数百卷。在此期间，他陆续刊刻了多部诗文集。1813年，因属下卷入“天理教起义”而被革爵革职，发配盛京。次年，又因“买有夫之妇为妾”等失检行为被下令“严密圈禁，不拘年限”，处境雪上加霜。这近十五年的圈禁生涯是他的人生低谷，却也促使他的创作与思考向内深化。他的部分诗集反映了辽东生活民情，沈阳龙泉寺还存有他的书法石刻。道光初年（1821），裕瑞结束圈禁，迁回BJ，晚年完成了《枣窗闲笔》。
以下是《后红楼梦书后》中的两段核心原文：
1.关于曹雪芹与《红楼梦》创作
“闻旧有《风月宝鉴》一书，又名《石头记》，不知为何人之笔。曹雪芹得之，以是书所传述者，与其家之事迹略同，因借题发挥，将此部删改至五次……”
这段话明确指出，裕瑞曾听说有《风月宝鉴》一书，别名《石头记》，不知作者是谁。一位名叫曹雪芹之人得到了它，因书中记述，与曹雪芹家事有相似之处，所以就借题发挥，将这本书删改了五次……
文献内容明明白白。如果文献本身真伪没问题，可以作为探寻《红楼梦》作者的核心依据，那么完全可以据此判断：《红楼梦》的前身是《风月宝鉴》，别名《石头记》，除了删改五次的“曹雪芹”外，尚存在不知名的原始作者。
有些研究者的糊涂之处，就是只采信“曹雪芹”三字，却对其它54个字置若罔闻，抛开不管。其实只要承认“曹雪芹”存在，即认可文献为真，就只能承认底本《风月宝鉴》以及其他原始作者的存在－因两者出自共同文献。
后来又记载：“曾见抄本，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研斋之批语，引其当年事甚确，易其名曰《红楼梦》……”
这段话也说得明白无误。裕瑞曾经见过分成许多册的抄本，每本卷额上都有其叔脂研斋的批语，批语中言及“曹雪芹”当年之事非常准确，抄本名已由《风月宝鉴》改为《红楼梦》。
这段记载说明裕瑞所见抄本是删改者已写定的书，书名叫《红楼梦》。该抄本有许多册，每本卷头上都有脂砚斋的批语。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，没再提《石头记》，没提畸笏，直至其他批书者。即裕瑞所见抄本，是写定的原始稿本。如此可以确定两件事：一是我们目前发现的所有脂本抄本，都是过录本，不是写定的原始稿本。二是脂砚斋是一位男性而非女性，而且是写定者的叔叔，他是《红楼梦》原始稿本的唯一批者。也就是说，后来过录时“仍用《石头记》”，用的也是更早的《风月宝鉴》别名，并非再造。而即便脂砚后来改名为畸笏，《红楼梦》的原始稿本上也没有畸笏之名。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，写定者的原始稿本（裕瑞所见《红楼梦》稿本）已经灭失，更别说原始作者的稿本和过录本了。
后面又记载：“雪芹二字，想系其字与号耳，其名不得知。曹姓，汉军人……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，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，善谈吐，风雅游戏，触境生春。闻其奇谈娓娓然，令人终日不倦……又闻其尝作戏语云：‘若有人欲快睹我书，不难，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，我即为之作书’云。”
这段话说明，裕瑞没见过这位写定者。只知他姓曹，是汉军人，而且通过长辈亲戚得知其容貌个性。言外之意是这位写定者真实存在，但有姓无名，可能叫“曹雪芹”，是个个性豪爽，头大色黑的胖作家。换言之，就是裕瑞亦不确定写定者之名是否“曹雪芹”，所以关于“曹雪芹”之名的判定，裕瑞此文献，不能成为决定性证据。
2.关于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
裕瑞还称：“《红楼梦》一书，曹雪芹虽有志于作百二十回，书未告成即逝矣……细审后四十回，断非与前一色笔墨者，其为补者无疑……故知雪芹万不出此下下也。”
程伟元与高鹗整理出版的一百二十回《红楼梦》即程甲本，出版于清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年）“冬至后”。而裕瑞1813年才被圈禁，完全有时间仔细阅读。
这段话证明，裕瑞也读过百二十回《红楼梦》。结合自己对原始抄本的回忆，裕瑞想当然地认为写定者也有百二十回的规划，认为删改尚未完成。而且由于他对“后四十回”的断然否定，充分说明他读过的脂砚斋评《红楼梦》抄本也是个 80回抄本，当时后三十已经遗失（被借阅者迷失）。裕瑞认为，一定是他人续写了后四十回，但与原始作者和写定者的创作水平相差很远。
二、富察明义《题红楼梦》组诗序言
富察明义《题红楼梦》组诗序言，是红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早期文献之一。收录于其诗集《绿烟琐窗集》中，全文如下：
“曹子雪芹出所撰《红楼梦》一部，备记风月繁华之盛。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，其所谓大观园者，即今之随园故址。惜其书未传，世鲜知者，余见其钞本焉。”
1.这是除脂批外，最早明确将《红楼梦》著作权归于“曹雪芹”的记载之一。明义在其小序中直接说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叫曹雪芹，是江宁织造的后人，并说随园是大观园原型。但因“盖”（大概）字的存在，表明明义本人对此也是道听途说。
2．“惜其书未传，世鲜知者，余见其钞本焉。”关键是这句话，表明在明义时代，即乾隆年间（约1761年前后），《红楼梦》仅以抄本形式小范围流传，很少有人知道，但明义有幸得见。
这二十首组诗的创作时间约在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年），是现存最早的题红诗。诗作内容（尤其是后四首）暗示着明义看到了一个与今本不同的早期全本或残稿。这个本子明显不是现存脂本，它包含了现存脂本的八十回后内容，即其中包含了一些未流传下来的情节。而且，富察明义没提《风月宝鉴》《石头记》，没提脂砚斋，更没提曹霑面目形象。说明他与裕瑞所见，并不是同一抄本，因为裕瑞所见抄本后三十回已经遗失。
富察明义（1743—1803)，满洲镶黄旗。是名副其实的“皇亲国戚”。他的父亲是傅清，祖父是察哈尔总管李荣保。作为乾隆皇帝孝贤皇后（富察氏）的亲侄子，他的家族在朝中权势煊赫。伯父傅恒官至大学士、军机大臣。他本人长期担任乾隆皇帝的上驷院侍卫（掌管御马），官至参领，并曾扈从皇帝南巡。在清代，富察氏绝对是顶天立地的大家族，明义有不少堂兄弟，包括了福康安等众多权贵。
其兄弟、堂姊妹夫墨香等人与曹霑及其好友敦敏、敦诚有交集。从序及诗的内容来看，与裕瑞相同，他也不认识曹霑。《题红楼梦》组诗创作时，曹霑尚在人世。其兄明仁、堂兄明琳、堂姊妹夫墨香均是曹霑交友圈中人物。有记载显示，曹雪芹曾在富察家做客。敦敏《懋斋诗钞》中有诗：
“《芹圃曹君（霑）别来已一载余矣。偶过明君琳养石轩，隔院闻高谈声，疑是曹君，急就相访，惊喜意外，因呼酒话旧事，感成长句》。”这首诗记录了敦敏偶尔路过明琳君家养石轩，隔院听到曹霑高谈阔论，意外惊喜，连忙去相见。诗中提到的“明君琳”即富察明琳，是乾隆孝贤皇后富察氏的侄子，镶黄旗望族。这层关系表明，曹雪芹社交圈中确有富察家族成员。此诗虽可坐实曹霑曾在富察明琳家做客，却仍不能证明明义见过他。除了敦敏诗，清代礼亲王昭梿在《啸亭杂录》中也记载了关于曹霑曾在“明相国”（即富察傅恒）家中担任西宾（家庭教师或幕僚）的说法，侧面印证了曹霑与富察家的密切往来。基于上述史料，普遍认为曹霑不仅与富察家有交往，甚至曾在富察家做客或任职。
明义序言中口吻似与曹霑很亲，但他比曹雪芹年轻二十多岁，且其“大观园即随园故址”的说法也被许多学者认为是误听误记。因此，这种故意的热情并不靠谱。但明义与当时文坛领袖袁枚有长期诗文交往却有不少实证，袁枚《随园诗话》中记载：
“康熙间，曹练亭为江宁织造……其子雪芹撰《红楼梦》一部，备记风月繁华之盛。明我斋读而羡之。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，我斋题云：‘病容憔悴胜桃花，午汗潮回热转加。犹恐意中人看出，强言今日较差些。’‘威仪棣棣若山河，应把风流夺绮罗。不似小家拘束态，笑时偏少默时多。’”
这段记录也被曾被胡适引用，以证明“曹雪芹”的存在，但袁枚称曹霑是曹寅儿子，并说《红楼梦》中人是“校书”。说明他根本没读过此书，也不了解曹霑生世，如何能作证据呢？不过，袁枚记录虽然说明不了问题，倒在客观上扩大了《红楼梦》的早期知名度。通过明义所说，袁枚认为大观园原型就是他的随园（原为曹家江宁织造府的花园）。这一说法虽流传甚广，但我认为大观园是曹尔堪按照苏州园林的标准艺术虚构的产物，并非完全照搬某处园林。
总结起来，就是裕瑞和富察明义都未见过曹霑本人，但曹霑此人真实存在，是《红楼梦》的写定者。裕瑞曾见过他最初的写定本，书名叫《红楼梦》，上面只有脂砚斋批语，脂砚斋是曹霑伯父。而明义所见是个全本，里面包含着现通行本后四十回的内容，即曹尔堪的“旧时真本”《石头记》。这个本子就是陈廷敬由曹尔堪（二人挚友）处借得，由智朴抄写过录的“旧时真本”《红楼梦》。它由智朴保存在盘山，严密看守，仅在京城王公贵族家传阅－即明义所见本。最终被吴润生中丞收藏。当然，胡彧（胡信山，梅溪）曾在魏塘读过底本。
三、胡梅溪（胡彧，胡信山）的嘉善之行
孙奇逢有写日记的好习惯，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记载，查阅到很多信息：
《孙征君日谱录存》卷十八，（清）孙奇逢撰，光绪十一年刻本，第26页记载：“康熙元年(1662)九月初三日
胡信山寄周忠介子茂藻、茂得书二纸，魏忠节孙允柟书一纸，并左忠毅志文至。”
“魏忠节”指曹尔堪的嘉善长辈魏大中，“孙允柟”指魏大中之孙魏允柟。此条记载说明孙奇逢在魏学洢死后，经常给其子魏允柟写信，对他进行安慰教育。我们从此文献记载得知，魏允柟通过胡梅溪传递书信，与孙奇逢来往。
《孙征君日谱录存》卷二十，（清）孙奇逢撰，光绪十一年刻本，第57页记载：
“康熙二年（1663）十一月二十九日
答魏忠节嗣君：渭公信山先后来苏门两接手书。虽日月间隔、山川修阻，而情致委备甚悉，如见其人。及询渭公信山皆能，言二君操已严洁、不苟交游，克承世训，以光大前业。又未尝不叹息，唏嘘想见其丰概。为贤者后绍起，是报恢宏，卓荦有如，二君良可慰也。仆今年八十矣，虽发白齿摇，聋聩日甚，所幸此心不远，嗜书娱老，聊自欣喜耳。今舍亲王公，远移守贵郡，此后闻问当复，不艰借此，便寄数言，唯以时自爱，不敢多及。”
由于魏学洢早逝，这里的“魏忠节嗣君”亦指明末忠臣魏大中之孙魏允柟。魏大中因弹劾魏忠贤被诬陷下狱，惨死狱中，死后追谥“忠节”。魏允柟父亲魏学洢在魏大中蒙冤后，悲愤交加，最终呕血而死，年仅29岁。他因孝行和文才被后人尊称为“魏忠节嗣君”。此文献记载了孙奇逢写给魏学洢儿子魏允柟的信，信中称胡梅溪曾两次到孙奇逢苏门取信，送往嘉善魏塘，转交魏允柟。
《孙征君日谱录存》卷二十一，（清）孙奇逢撰，光绪十一年刻本，第9页记载：“康熙三年（1664）三月初十日
是夕晤曹子顾尔堪兄弟以魏忠节声气之好，相见甚欢，欲过访夏峰，闻予北行，有诗一章记之。”
此条文献记载了1664年孙奇逢与曹尔堪、曹尔埏兄弟俩的会面，并且可证曹尔堪对魏大中之敬仰。
《孙征君日谱录存》卷二十二，（清）孙奇逢撰，光绪十一年刻本，第3页记载：“康熙三年（1664）七月初九日
胡登子招饮有怀信山
屈指别君几度秋，苏门烟雨共追游。
我今归里饮君酒，君却依然天际头。”
这是孙奇逢想念胡梅溪的诗，从诗内容看，胡彧常年在外（曾在南方任县令）。
魏大中天启五年（1625年）遇害时，魏允柟年仅两岁。其父魏学洢早逝后，母亲严氏青年守节。魏允柟侍母至孝，母亲去世后，他曾刺血写经以表哀思，其孝行被乡里称颂为“孝子之后复有孝子”。他是清初浙江嘉善地区“柳州诗学”（或指当地诗派）的重要人物，被奉为主盟，著有《维风集》。当时文人评价其诗“体合雅骚，义兼正变”，堪称地方文坛的“风雅之先驱”。魏允柟是忠烈之后，其一生体现了明末清初士人家族在经历政治浩劫后，在道德传承（孝行）与文化传承（诗文）两个层面的坚持。
《孙征君日谱录存》卷三十一，（清）孙奇逢撰，光绪十一年刻本，第35页记载：“康熙八年五月初六日
寄曹子顾：忆甲辰之暮春，于卫源逆旅，于有道仅一把臂。伊时仆仆风尘，恨相见之晚，虽衰老困倦之躯，顿忘其劳倦也。先生家世为斯文之宗，耄废如仆，亦叨有良缘。别后每睠怀停云，无由一间动定。昨小价随汤孔伯南归，传先生亦念病，于口颊间益切怀慕。兹鹿忠节仲孙洗心南游，便道鸳湖，嘱之一候起居。忠修公当日与左魏诸君子生死交情，谊自干古。今诸蒙后昆俱堪步武，鹿生得儒识其人，一联旧好，亦友道中一段佳话。先生为道义声气所归，闻此言也，老况不琐陈南，望不胜驰慕。”
这是孙奇逢写给曹尔堪的信，信中提到汤斌（汤孔伯）南归时，曾转达曹尔堪的关切和怀念之情。现因鹿善继（鹿忠节）仲孙要南游，孙奇逢就让他给曹尔堪捎信，并代为问候。
《孙征君日谱录存》卷三十一，（清）孙奇逢撰，光绪十一年刻本，第35页记载：“康熙八年（1669）五月十六日
寄魏少君讳允柟：自冀渭公赍手翰暨诗集后，胡信山再传函侜千里。殷殷怀怀，不遗老夫，可谓笃念世谊矣。独是耄废之人不足为迆，家交旧之重，每念名德之裔，天必俾以贤。其家声当日共事，诸前辈虽久隔泉壤，而后昆蔚起。人争羡慕，至贤群从，学品兼长，则又诸裔不敢，雁行也。甲辰之春与令亲曹子顾邂逅于卫源，逆旅得闻阁宅嘉况，口嘱俌闻，兹鹿密观南游，取道奉访，敦继也谊。因念而忠节先生生死交情，仆得追随周旋，目击当日情事，今四十年后，两家之孙枝得聊旧好，共斯策励，亦后死者之快事也。”
这条文献记载的书信与上一封仅差十天，作者都是孙奇逢，上封写给曹尔堪，这封写给魏允柟。信中再次强调了胡梅溪的“千里传函”。孙奇逢在这封信中又提起曹尔堪，并知道曹魏两家世代姻亲关系，亦提到鹿密观即将南游，让其捎信。足见这两封信都将由鹿密观捎至嘉善，当时他尚未启程。
但我们所关注的，依然是梅溪和曹尔堪。从这些记忆载来看，至少从1662年起，即曹尔堪被罢官回乡时，胡彧（梅溪）就频繁造访嘉善。而在1664年曹尔堪与孙奇逢结识之后，尤其是在1669年，曹尔堪与孙奇逢通信后，由于孙奇逢与胡信山（梅溪）之关系，不用魏允柟介绍，胡梅溪也得去顺便拜访一下曹尔堪了。再有就是，即使他们始终未见，但汤斌可是曹尔堪的战友加诗友，前信曾提到汤斌与曹尔堪见面时谈到孙奇逢之病。汤斌也可能抄回石头记，继而给胡梅溪提供阅读机会。
由于曹尔堪所信任的底本传抄保存者，都是很隐蔽的无名之人，如张大纯（松斋）、智朴和尚、吴若无道士（空空道人，相信还是汤斌可能性小，而胡梅溪抄回可能性更大（胡彧曾到山西抄书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