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6章 关于胡信山（梅溪）与张大纯（松斋）的后续研究
关于胡信山（梅溪）与张大纯（松斋）的后续研究
一、关于胡信山的进一步考证
1、在资料《得闻人集》诗下，(清)孙望雅撰，康熙孙用桢等刻本，第40页中。我们在《读胡梅溪长郎小传感而吊之》一诗后面，又发现了孙望雅的三首诗，都是一个名字，在此仅录两首：
“《游华岳同胡信山丹山》
万壑千岩貌不同，游人领略苦难工。
乱飞苍翠看不定，又向莎萝谒帝宫。
二
大岳峻（左山右會）不世情，仙人桥上听莺鸣。
自怜未晤希夷而，携手褰裳顶上行。
这个游华山的胡信山，明显就是为大儿子（长郎）写小传的胡梅溪！拿这一对名字组合，再与丁耀亢《椒丘诗》中记载对比可知，胡梅溪即胡信山，胡信山是名字，梅溪是号。而且，此诗可证胡信山与孙望雅交好，曾同游华山。
孙望雅是明末清初一位选择不仕新朝、以讲学为生的文人学者。（1618年—1692年以后）字七俨（一说字君俨），号臞仙。直隶（今河北）容城人。其父孙奇逢（明末清初理学大家）晚年移居河南辉县，故孙望雅也与辉县有关。
孙望雅是明末诸生（秀才）。入清后放弃科举，以讲学教书为业。弟弟孙博雅。其子孙泉，后考中进士。孙望雅诗作不尚雕琢，多口语化（“诗多俚语”），但常在闲适语句中寄托故国之思。著有《得闲人集》二卷。孙望雅代表了明末清初在朝代更迭后，选择隐居不仕、传承学问的一类文人。在仕途这方面，父亲的思想影响了他的人生抉择。
2、胡信山诗序的出处
《五公山人集》卷第九“序“，(清)王余佑撰，刻本，第23页记载：
“胡信山诗序
迩来为诗者如林，刻诗者充栋，余槩未敢一二置目，非恶诗也，诚以自汉、魏、六朝、唐、宋以迄昭代几千百年，名诗者不啻几千百家。而我以区区毫颍争鸣其间，欲以蝇响逐洪钟，粟形列华岳，吾知其惹复瓿之诮不浅矣。虽然，诗固不易传也。夫不有不必能诗，而世争高其人，争识其面者乎？如是则其人传矣。夫不有既争高其人，争识其面，因而思得其片言售字，等如南金，奉若东壁者乎？如是，其人传，则其诗亦传矣。吾友信山，以世宦子，砥行砺名，借甚海内。后竟弃廪饩，挂冠，同舅氏仲嘉侯处士游于马水乌龙间，追乃祖燕山丈夫遗烈，恣情啸咏，所在品题。一日，汇其诗过五公山，问序于余。余曰：如君制行，与青泉白石竞爽，所谓世争高其人，争识其面者也。即得其片言售字，增重人间，况珠玑贝球，盈握溢席者乎？其于传世也何有？兼之金容属静修先生故里，遗风翛然，征君继踵芳徽，道教犹笃，及门沐泽之士，彬彬蔚起，又得信山鼓吹一堂。是刻也，其人洁，其言芳，吾知异于迩来之如林充栋者远矣。需其成，余固急欲取而读之。”
王余佑（1615-1684年），字申之，一字介祺，号五公山人，直隶新城（今河北高碑店市）人。明末遗民、清初军事学家、北学先驱，他曾组织抗清结果父兄殉难，后来隐居五公山讲学著书。主要著作 《乾坤大略》（兵书）、《五公山人集》、《廿一史兵略》等。王余佑与孙望雅有直接师承关系，曾受业于孙望雅之父孙奇逢。
这条资料表明，胡梅溪是有诗集的，而且由王余佑作序，也显示了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。序中称胡梅溪是世宦子弟，舅舅是仲嘉侯处士，还提到了与“征君”即孙奇逢的特殊关系。
“仲嘉侯处士”侯方域（1618-1654）是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，其姐妹侯氏嫁给了胡信山父亲。
3、《保闲堂续集》卷二，(明)赵士春撰，明稿本，第15页记载：
“容城胡信山携示椒山、白沙两先生真迹，因赠一律：辛丑
故家情事痛沉沦，袖里银钩字字新。
直节远同斩马剑，清吟重见舞雩春。
升平人物真千古，丧乱忠贞又几人。
（椒山卷中附右斋诸君子手笔）。
头白遗民仰止增，定有金鸡出使车。”
此诗可证胡信山是容城人。而胡信山曾与赵士春有过交往。
诗作者赵士春是明末官员、谏臣（1599年—1675年）字景之，号苍霖（或苍林），晚号东田居士。他是直隶（南直隶）常熟县（今江苏常熟）人，崇祯十年（1637年）进士一甲第三名（探花），授翰林院编修。他是 “长安五谏”之一，因弹劾兵部尚书杨嗣昌“夺情”（不守孝期）入阁，被贬广东。其祖父赵用贤也曾因弹劾张居正“夺情”受杖刑，祖孙风骨相似，为人敬重。明亡后，入清不仕，以明朝遗民身份终老，著有《保閒堂集》。
赵士春是明末一位典型的士大夫，他的身上体现了传统儒家忠孝气节和言官风骨。他与王余佑、孙望雅等人，共同展现了明清易代之际，士人群体在出处进退上的不同选择：有人（如赵士春）选择以不合作的态度坚守故国之思；有人（如王余佑、孙望雅）则转向民间讲学与著述，在学术中寻求传承。
可以说，赵士春代表了旧王朝官僚体系中的忠直之臣，他的气节与归宿是观察明末清初士人心态的一个重要样本。
4、胡信山与孙奇逢
（1）、《三贤集 》[元]刘文靖撰，[明]杨继盛撰，[明]孙奇逢撰。光绪二十四年本，容城钟元孙先生文集卷一记载：
“重修容城县志序
容城有志由来旧矣万历三十年，一修于东鲁蒋少阳使君。崇祯癸未再修于关中胡葵衷使君，稿成未梓而罢。胡信山付其稿于余携过苏门。康熙癸丑，奉诏编修郡邑志。适滇南赵玉峰使君膺其使事，走使苏门，索残缺旧稿以备采取。偕文学某孝廉某共襄厥成成而复索序于余……”
这条可证胡信山曾经给孙望雅父亲孙奇逢送过容城县志的稿件。
（2）、《孙征君日谱录存》卷十八，(清)孙奇逢撰，光绪十一年刻本，第26页记载：
“胡信山寄周忠介子茂藻茂兰书二纸，魏忠翁孙允柟书一纸，并左忠毅志文至。”
这是胡信山给朋友的书信寄到了孙奇逢处，更显示出他与孙奇逢关系密切。
（3）、《理学宗传》孙征君日谱录存卷之十三，(不详)未知著，未知，第18页记载：
“二十六日
跋胡信山家藏先正手迹后。明代二百八十年，忠直之臣，未可殚述。如椒山先生者一二人外，指未敢多屈也。先生殁未百年，而手迹鲜存。予弟武城宰汇诸忠尺牍一卷，求先生片言只字，不可得。迄来苏门，于冀司寇郎见先生梅轩诗卷庄书，疑信半之。今见信山携来草稿，其为先生手迹无疑也。生先生之里，寤寐美墙，日切于怀。七十年来，始得两寓，目其手迹，亦幸矣。石斋诸公字，见之令人生敬。伯顺别二十余年矣，见其人于字里行间，其扎寄余姻丈荩明，并为之增今昔之感也。信山以题额见属，予固拙于书，且留以待大贤，然非有身分人，未可轻点一字也。”
孙奇逢字启泰，号钟元、夏峰先生，因晚年讲学于河南辉县夏峰村而得此世称。“征君”是对被朝廷征召而不就的士人的尊称。因明清两朝共11次征召，他均坚拒不出，故得此名。《理学宗传》是他毕生最重要的学术著作，编纂历时三十年。
这篇记录是孙奇逢于顺治十七年（1660年）正月二十六日所作。当时孙奇逢77岁，在河南辉县夏峰村讲学。胡信山是孙奇逢的晚辈友人，携来明代忠臣杨继盛（椒山先生）等人的手迹请孙奇逢题跋。孙奇逢表达了对明代忠臣的敬仰之情，特别是对杨继盛的推崇，并提到自己七十年来仅得见两次杨继盛手迹，深感荣幸。孙奇逢提到“伯顺别二十余年矣，见其人于字里行间，其扎寄余姻丈荩明“，这里的“姻丈荩明“即指胡向化，而“伯顺“则是孙奇逢的好友鹿善继（字伯顺）。
二、胡信山是胡彧
根据以上文献推断，由于胡向化号荩明，是明天启举人，与孙奇逢交好。而且丁耀亢在《椒丘诗》中有“送胡梅溪之粤令香山、梦宋荔裳联诗、答孙钟元征君自苏门寄怀，遥和宋荔裳”等诗，可证其与胡梅溪、宋琬、孙奇逢的交往。《椒丘诗卷》卷二目录里还明确记载了“春夜饮胡信山斋中，醉赠梅溪二仲。再和梅溪寄答容城诸君子结社静修祠，月之二日，不速而集”，充分说明胡梅溪等人，曾在容城静修祠结社，因此胡梅溪大概率是容城人。上述文献提出孙奇逢在胡信山带来稿件时，同时提及胡向化是他姻丈，胡向化是胡彧之父，所以可证胡彧就是胡信山，即胡梅溪。他是明末廪生，入清隐居，曾参与容城守城。 其子胡范字右文，康熙年间官至知府。 胡范有四个儿子：胡晴峰、胡具庆 、胡具嶅、胡具体 。他与丁耀亢（1599-1669）、曹尔堪（1617-1679）、孙望雅（约1618年生）、王余佑（1615年生）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。
从丁耀亢《椒丘诗》中记载来看，胡彧即胡梅溪，至少有两个儿子，书斋名为“胡信山斋”。而且，他不是一直隐居，曾在江南广东一带，作过县令。
另外，从“移居避暑静修祠松下独坐终日，待友人不至。”一首来看，因“静修词”是“容城诸君子”结社之地，说明丁耀亢曾在容城居住。
容城县静修祠共有两座：一在县城西关城门内，一在刘因故里沟市村。沟市村静修祠则始建于元至正八年（1348年），由江西廉访副使王理创建，明崇祯四年（1631年）孙奇逢与鹿善继率全县绅士重建。
三、关于张大纯的进一步考证
1、《吴门補乘》，（清）著，卷七，艺文補，十一页记载：
“张大纯采风类记十卷，字松斋，长洲人，匠门先生大受之兄也。此书以《百城烟水》为蓝本，盖《百城烟水》大纯与吴江徐崧同撰，而府志专属之徐，误。”
这条记载使我们得知张松斋弟弟名叫张大受。
张大受（1660年－1723年），字日容，号匠门，是朱彝尊的学生，为朱彝尊、汪琬所重，临川李绂未显时曾得其赏识提携。康熙二十九年中举人，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年）康熙帝南巡时献诗获召试称旨，四十四年入内廷纂修四朝诗。康熙四十八年进士，历任翰林院庶吉士、检讨，奉命督学贵州期间重修学宫、设立书院及奖学金，选拔贡生赴京考试，世宗闻其名诏令留任。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卒于贵州学政任上，因资助生徒致无力归葬。著有《匠门老屋集》三十卷及《清史列传》《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》。江苏巡抚宋荦将张大受的诗作列入“江左十五子”之一。康熙四十六年（1707年）康熙帝南巡，被召入御舟赋诗，得到康熙帝赏识并宣入《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》纂修馆，任职录选官。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年）己丑科第三甲第一百八十四名同进士出身。选翰林院庶吉士。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年）四月九日散馆，授翰林院检讨。康熙五十九年（1720年）五月，以翰林院检讨充任四川乡试正考官。十一月初一日差授提督贵州学政。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，贵州学政任期届满。雍正帝获悉张大受有好名声，九月二十三日特命再留任三年。不久后卒于任上，年六十四。
张大受的父亲是张庆孙，为顺治十一年举人。另有一弟张士琦，为康熙二十三年副榜，官至江西永新县知县。朱彝尊、汪琬、韩菼是张大受的老师。
以上见《清史列传》卷七十一·文苑传二
我们因此可知，张松斋的父亲是张庆孙，而且还有一个弟弟张士琦。
2、《吴门補乘》，（清）著，卷首，巡典補，十一页记载：
“张大纯采风类记十月二十七口，驾幸虎邱，住持僧超时恭迎。
上步行入山门，历五十三参，登大雄宝殿，礼佛毕，至平远堂，住持献茶。有迦毗国僧出拜，上赐帑三锭。徐至塔前，问塔建自何年？僧奏：建自隋时仁寿元年。行次千顷云。僧奏云：此是千顷云旧址。上问何名？千顷云：僧回奏向有西轩三楹，一望烟云无际，故名。至双井桥，问剑池如何用剑字？僧以吴王宝剑藏池往事对。临悟石轩，望千人石，上问：可坐得千人？僧回奏云：怪石千人坐，灵池一剑沉。”
这是张大纯关于康𤋮第一次南巡的记录。
第二次南巡时又记：“二月初三日辛丑，大纯随在籍诸臣汪琬、韩于归、允肃、缪彤等伏谒浒墅舟次。”
这说明张大纯与苏州诸位大臣关系不错，曾和他们一起迎接康熙皇帝南巡。
3、《横山志略》卷三，(清)顾嘉誉纂修，香雪巢清乾隆13年刻本，第14页记载：“泛月楼，在吴山之麓，本朝中翰张大纯筑为丙舍。中有云绵草堂、永言斋、志喜亭、翠幄诸胜。而泛月楼为秀水朱检讨彝尊所题跋。前临石湖，后嘱灵香、雪巢、藏
岩，名贤游览，吟咏成帙。”
这条文献可证张大纯很有钱，在吴山建了不少亭台楼宇。而且与朱彝尊的关系很近，不仅弟弟是他学生，他建楼还让朱彝尊题跋。
4、同一文献的两段记载：
“康熙四十六年，绅士公彭定求、曹寅、潘耒移长元学傍，祀明太保少詹事汧，生员许炎顾所受配吴祖锡、徐枋等祔。旧有总位一座，中间二十余人无考，不敢妄補。”
这段文字是关于康熙四十六年（1707年）苏州府学的一次祭祀活动。当时绅士彭定求、曹寅、潘耒等人将长洲、元和两县的学宫迁移，并祭祀明代太保少詹事徐汧，同时将生员许炎、顾所受配祀吴祖锡、徐枋等人。“旧有总位一座，中间二十余人无考，不敢妄補“，意思是学宫中原有一座总位，但中间供奉的二十多人已无法考证，因此不敢随意补充。
这段记载反映了曹寅在扬州的活动，以及通过朱彝尊等人和张松斋、张大受的可能交往。
“康熙三十八年后，板厂朔州牧蒋深于交翠堂结诗社，举送春会，王翚为图与会者，尤侗、姜实节、孙赐、高不骞、徐崧、张大受、顾嗣立，惠周惕、徐昂发。”
“曹天祐、曹宾、王钦依周恺、周悌、周舆山祔。周嘉国朝顾藻、张庆孙、张孟球、张大纯、顾绍敏、过于飞、顾起鸿、张大绪、徐崧、张士琦、吴𢌜桢祔。刘殿衡、汪琬、顾希哲、张大受、韩菼、惠士奇、宋实颖、尤侗、于成龙、何焯以上各有专祠，具载郡邑等志，列入祀典，因祠圮祭阙，前人并考配。”
我们且不论曹天𧙗与曹宾是何许人也，与曹寅有没有关系，但张大纯、徐崧、尤侗却也都赫然在列，至少说明他们与曹霑家族都存在交往的可能性。
5、《邓尉圣恩寺志》卷十七，（明）宋奎光撰，刻本，第22、23页记载：
“内阁中书，臣张大纯谨撰。春日过灵严元墓看梅，同吴志尚、心壁道人儿至六首。”
这条文献可证张松斋曾做过内阁中书。
四、“梅溪”与“松斋”的确认对红学的意义
由于他们二人都是早期的批者，因此都是与曹尔堪同时期的人。过去我们总在曹霑的朋友圈里寻找，结果可想而知。
胡彧和张大纯是处于南北两方，拥有两个不同的评阅团体。胡梅溪通过丁耀亢与曹尔堪接榫，而张大纯则通过徐崧与曹尔堪结缘。南方的阅读圈子相对平民化，所以才会出现被禁的情形，而北方的阅读群体，仅限于八旗子弟和官员家族内部，因此传播有限。富察明义所见八十回“旧时真本”石头记，也就是《风月宝鉴》，正来源于胡梅溪，所以才有二十首评红诗的产生。张大纯所批的底本，在经过曹寅的过录收藏之后，流传到曹霑手中。由于曹姓家族的渊源，他自然是爱不释手，在有相同人生际遇的共情之下，产生了增删五回的冲动。从而导致了一部惊天伟著的诞生。